根据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的法理意旨，无中立不司法，行政复议制度在其主体改革上的主导方向应是司法化，即强化行政复议主体的中立性。
若依行政救济法的传统原理，信息主体似乎无法主张行政机关处理其个人信息的行为对其实体性权益产生实际影响,进而寻求行政救济。如果行政机关违反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收集个人信息，而后根据被其违法收集的个人信息作出行政行为，造成了信息主体实体性权益的实际减损，则信息主体在针对该行政行为寻求行政救济的过程中便可以主张行政机关获取案件事实的程序违法。
行政机关遵守个人信息处理规则的程度越高，其实施的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给信息主体的相关权益造成损害的风险就越低，这指向的是一种风险规制型的行政法模式。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的，应当说明理由。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作出行政行为，课予行政相对人义务，减损其权利。由此，既可以尽早明确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合法性，及时规制个人信息处理风险，还能够有效节约司法资源，促使审查结论保持一致。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的，个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1]在整个欧洲层面，2018年实施的欧盟《一般数据保护条例》在序言中直接强调，在个人数据处理中自然人受保护是一项基本权利,并在多个条款中明确提到数据处理对自然人权利和自由的风险。(二)个人信息权益的程序面向与实体面向承前所述，个人信息处理规则本身是为应对大规模的人格尊严和其他权益被侵害风险而产生的一套具有公法上的强行性、预防性的保护规则，其最终目的是保障个人信息处理过程可能威胁到的相关信息主体的实体性权益。如在陶家学等与自贡市公安局沿滩分局不履行保护人身权法定职责案中，法院认为，民警不具备与百草枯服用中毒相关的专业医疗救助知识，警车也未安装专业救助设备，而民警在途中已确认人民医院已派出120急救车施救，在此情况下，等待120急救车到来，其行为应认定在其职责范围内进行了救助。
[84]法院有时需要根据具体案件情形，裁量确定履行判决中的一定期限。[46]2.司法裁判中对承诺期限的认定《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将行政允诺列为二级案由,表明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行政承诺是一种独立的、具有外部性的、可诉的行政行为。[9](一)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规范分析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54条第3项规定，被告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可适用履行判决。《行政处罚法》第60条规定，行政处罚决定期限为行政处罚案件立案之日起90日内。
[43]最高人民法院行政庭编:《中国行政审判指导案例》(第1卷),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页。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在王守保诉宣城市人民政府复议决定案中指出：紧急情况，通常强调的是时间紧迫、事项重大，而且错过了这个时间就不可逆转或者损失不可弥补的情形。
[85]上述案件的判决表明，法院在履行判决中行使司法裁量权确定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一定期限时，说理论证往往不够充分。[28]如果行政行为超出了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履责期限，但未超出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履责期限，法院不宜直接判定行政机关违法，但行政机关需就未能在规范性文件设定的期限内履行职责说明理由，说明个案中的个别例外情形。[1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行政案件案由的暂行规定〉的通知》(2020年颁布)第5条第6项。2.法定期限中法的范围由此引发的一个问题是，在判定履行法定职责的期限时，法定期限中的法是否仅限于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期限是否属于法定期限?立法机关倾向于将法定期限中法的范围限定于法律、法规。
[81]其三，行政机关虽未在履责期限内作出实体处理决定，但是在审判前已经开始履责或者完全履责。关键词: 拖延履行 行政诉讼 履责期限 履行判决期限行政机关应在适当期限内履行职责。当行政机关说明理由后，如果法院认为超出规范性文件中履责期限的行政行为合法，也应在判决中充分说明理由。[81]参见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陕01行终315号行政判决书。
但行政机关可能滥用裁量权，确定过长的履责期限，或在履责过程中实施不必要的程序，除非此逾期已达到明显不合理的程度乃至有悖行政效能原则，否则相对人很难举证证明行政机关违反了合理期限。[24]也有学者认为可将其他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履责期限视为行政主体就履责期限向相对人所做的承诺，[25]出于信赖保护的要求，行政机关应当遵守这一履责期限。
本文将结合法律规范、司法实践与行政实践，探讨行政机关履责期限的判定。本案中，被告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内，未对涉案举报作出实质处理，且不存在听证、公告、鉴定等情形，期间被告虽两次以案情复杂为由办理延期，但仍明显超过合理期限，已构成怠于履行法定职责。
[44]当行政承诺面向公众作出时，其直接保护的是公共利益。[21]参见程琥等:《新行政诉讼法疑难问题解析与实务指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9年版,第111页。根据行政行为的步骤，履责期限或涉及审查受理期限、行政行为作出期限、通知送达期限三种类型。例如在孙友与北京丰台区政府信息公开案中，法院认为，丰台区政府虽然于收到孙友《履责申请》后两个月内未对其作出答复，但该情形系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客观无法对村务公开监督事项开展调查核实工作所致，构成不可抗力，属于违法阻却事由，因此丰台区政府不存在拖延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87]参见前注(22),江必新、梁凤云书,第1668页。[5]有的法院认为超期履责行为属于程序轻微违法，适用确认违法判决。
[7]参见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3)济行中字第33号行政判决书。[54]由此引发的问题是，如何界定行政机关收到申请, 材料?在依申请行政行为开展过程中，若申请人向行政机关邮寄申请，但并未在信封上注明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或其他特定申请类型的信息。
[42]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1909号行政裁定书。客观事实不能涉及不可抗力、专业技能的限制以及其他客观因素。
根据对行政行为实体正当性和合法性的影响程度，可将法定程序分为重要程序和非重要程序。例如在余超诉昆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不履行法定职责案中，法院援引《物业管理条例》第49条和《行政诉讼法》第47条认为，在法律、法规、规章和其他规范性文件未明确规定行政机关具体履责期限时，应适用《行政诉讼法》第47条中60日的一般履责期限。
[55]参见浙江省湖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5行初28号行政判决书。但行政机关应就未能在承诺期限履行职责说明理由，说明相应的正当化事由或个案考虑的情形。[6]有的法院认为应当适用履行判决。[41]此外，紧急情况下需得到即时保护的权益应以存在迫在眉睫的威胁、危险或者需求为限。
[31]2.司法裁判对合理期限的审查在司法裁判中，法院在认定行政机关因超出合理期限而构成拖延履行法定职责时，通常涉及下列三种判定方式。但被告既未履行法定职责，也未在新法实施后将相关法定职责移交给镇政府，又未给予原告任何答复，故其行为违法。
[7]上述现象表明我国司法实务中对拖延履行法定职责还缺乏统一的识别标准，本文力图通过对相关司法判例的钩沉，归纳和提炼拖延履行的判断基准，这有助于司法裁判的统一，也有助于促进行政机关更好地按时履行法定职责。[86]参见章剑生主编:《行政诉讼判决研究》,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0页。
但《行政诉讼法》第74条第2款规定，被告拖延履行法定职责，当判决履行没有意义时，法院判决确认违法。文章来源：《荆楚法学》2023年第4期。
1.实体未完全履行实体未完全履行是行政机关虽然作出了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但是未在履责期限内作出终局性处理决定，或者其履责行为无法有效保护相对人合法权益。(二)如何判断行政机关未在履责期限内完全履行法定职责确定行政机关履责期限的起算时点后，可根据不同类别的履责期限，来确定履责期限的时段和终结时点。[52]参见《行政复议法》(2017)第31条。[80]参见湖南省资兴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湘1081行初47号行政判决书。
[23]有学者认为，规章在行政管理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规章中的程序性规定应当被视为法定程序。作者简介：宋华琳，法学博士，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
《民法典》第180条第2款规定：不可抗力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结 语本文立足我国行政法律规范和行政审判实践，对行政机关拖延履行法定职责中的履责期限加以描述和分析，并试图给出体系化的制度完善之道。
注释:[1]参见《行政诉讼法》(2017)第47条。[60]例如《行政处罚法》第47条规定: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以文字、影像等形式,对行政处罚的启动、调查取证、审核、决定、送达、执行等进行全过程记录,归档保存。
